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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强化法治文化建设

来源:大发快3官网 编辑:大发快三计划 时间:2019-02-01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灵魂,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当前影响法治文化建设的社会因素和观念障碍

(一)历史传统的浸染。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法治文化基础相对薄弱。重儒礼轻法治,提倡德主刑辅、礼尊法卑,法律儒家化;重人治轻法治,大发快三计划,信人不信法,无讼、畏讼、贱诉思想较为普遍;重权力轻法治,信奉权力崇拜,注重身份差别,特权等级观念严重;重人情轻法治,宗法、血缘观念根深蒂固。这些历史传统中的糟粕成为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观念障碍。

(二)文革遗风的影响。“文革”十年浩劫,对法律践踏和制度破坏严重,以言废法、因言定罪的现象十分普遍,各种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法制体系濒临崩溃。文革践踏法治的教训十分惨痛,虽已成为历史,但“文革遗风”和“文革思维”还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残存,并在一些领域不时表露。如有的人仍习惯主观臆断、以权代法,不按法律规则办事;有的人习惯打棍子、扣帽子,压制不同意见;还有的人将互联网当成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和“批斗场”,在网上大鸣大放,肆意发动网络“群攻”。这些言行都是文革遗风的现实表现,也是法治文化建设的绊脚石。

(三)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在市场经济初期,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法律法规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与市场规则反复等现象,使法律法规失去严肃性,冲击和淡化市场经济的法治理念。如“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观念,导致一些人为追求不正当经济利益,不惜以身试法。同时,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伦理也侵蚀重义轻利的传统美德,致使社会伦理底线下降,出现“笑贫不笑娼”的不良现象。

(四)西方法理的干扰。改革开放后,西方法律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一定程度上推动形成了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一系列基本法治理念。但对西方法学理论、法条法规等的机械借鉴,干扰了中国法学的自主性建构和创造性发展,致使中国法学在对中国特有历史文化的尊重、与中国特定社会结构的契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同中国社会实际场景的贴近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五)网络环境的挑战。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给许多行业和领域带来发展的机会和红利。但网络环境的自由、开放、匿名特征,使一些人认为互联网是“法外之地”,网络行为可不受法律约束,肆意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一些人炮制虚假新闻、操控网络舆论,以舆论监督之名侵犯他人隐私,制造舆论暴力,实施“舆论审判”,干扰司法独立。少数不法分子甚至利用网络盗窃、诈骗财产,泄露、倒卖公民信息,从事赌博、卖淫等非法活动,企图逃避法律制裁。

(六)不良心态的阻碍。社会中一些不良法治心态,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软阻力”。一是“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认为“人随大流不挨罚”,这种心理成为部分违法者的“护身符”。中国式过马路、集体哄抢他人失落财物、官员抱团腐败等都是这种侥幸心理的具体表现。二是“恶意死磕”的斗气心态。明知理屈,但却不愿接受败诉,“死磕”斗气,恶意诉讼、缠诉,既浪费司法资源,又有悖法治精神。三是“仇官仇富”的积习思维。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成员利益格局差异,面对这种落差,容易让人产生相对剥削感和不公平感。但一些人却把这种局部的差距和个别不公平现象放大成全社会的问题,认为富人都为富不仁,官员都作奸犯科。这种扭曲的观念已成为一些人有法不依、违法犯罪的理由和借口。四是“无理取闹”的闹大心理。在个人诉求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将“大闹大解决”视为解决纠纷的法宝,以不理性方式表达诉求,以静坐、堵路、跳楼等极端方式施压,突破正当维权边界。

当前加强法治文化建设须防止的几种倾向

(一)企图弱化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依法治国的根本政治方向。当前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有的人片面将法律的作用绝对化,只讲依法治国,不谈党的领导;有的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尖锐对立,继续纠缠“党大还是法大”等问题;有的鼓吹和宣扬“西方宪政”“三权分立”,企图削弱和否定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必须坚决警惕和防范这些弱化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

(二)否定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与现代法治相悖的思想观念,这是十分正常的。但有的人却借此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建设完全对立起来,夸大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渲染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如果要建立现代法治,必须根除中国传统文化”,宣扬“只有西方文化才是现代法治的适宜土壤”。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绝不能以偏概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三)贬低道德的重要作用。一些人认为,法治社会只需按法治的规则处事即可,“只有法律才能调整人与社会的关系”,道德无关紧要。有的人甚至怀疑“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兼容性,认为“德治”违背了“人性自私”的铁律。还有的人认为“道德压缩了法治空间,从而扩大了寻租空间,增加钻空子、营私舞弊的机会”。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以道德感化督促遵纪守法,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四)异化正当的维权观念。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法治的基本理念,但在一些矛盾冲突较为尖锐的领域,这种维权观念被异化和歪曲。个别人在明知自己理亏或于法无据的情况下,故意绕开和逃避正常的法律渠道和司法程序,以集访、堵路或网闹甚至自杀、自焚等极端手段相要挟,逼迫政府干预和退让,从而获取非法利益。这种异化的维权观念,冲击法治底线,挑战法治权威,不利于法治文化的建设与形成。

(五)放大民粹主义情绪。在一些公共事件中,一些人打着“草根代言人”旗号,宣称“弱者天然有理”,渲染过激的民粹主义情绪,企图以弱势赢得舆论同情,逃避法律制裁。如“庆安事件”发生后,一些不讲证据的负面猜想,不问是非的有罪推定在网上赢得喝彩,认为徐纯合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犯法也是被逼的”,渲染其弱者身份,漠视其违法行为。这种以民意化身自居,操纵和裹挟民意的做法,使民意表达极端化、偏激化,直接破坏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和期待。

当前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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